中国人荒唐的「人参迷信」,是如何形成的?

2019-11-01 07:44:33

中国人荒唐的「人参迷信」,是如何形成的?

在中国,人参被视为万灵药,具有治疗所有疾病的神奇功效。然而,现代医学已经通过仔细分析指出,人参的主要成分“类似胡萝卜根”。

中国人参迷信从何而来?

明朝以前,它和干枣绑在一起。

中国关于人参药用价值的最早记载见于秦汉时期神农的《本草经》。东汉末年,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说人参“主要用于治疗疑病症、疑病症、呕吐等”后来,南朝、唐、宋、元等朝代的医书都提到人参的医疗功能。

明代李时珍编纂《本草纲目》时,曾宣称“人参能治疗男女所有虚症,包括“发热、自汗、头晕、头痛”、“营养不良、腹泻等慢性疾病”。因此,人参从普通中草药中“脱颖而出”,成为一种“神药”。①

明朝以前,中国人吃的人参主要产在上党地区(现在山西省长治市),被称为上党神。二是“辽东”地区(今辽宁西部)的“辽东人参”(又称“辽参”)。

那时,人参只被认为是一种普通的食物/药物。例如,苏轼在给他的朋友王定国的信中说,“你一定要寄信,只寄更多的红枣和人参。如果没有这种东西,就没有必要派人去。一个人怎么能在食物和劳动力上花费数千美元呢?”在给张志福的信中,他补充道,“如果有人来自南方,每天早晚都要把人参和干枣带到市场上。”②

显然,对苏轼来说,人参就像红枣一样,是一种满足“口腹”欲望的食物,而不是保存一切疾病价值的良药。顾客频繁使用“几斤”也表明这种食物在当时并不贵。

明朝以前,一些人参品种也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。例如,上党参有一种“紫参”,据说只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山上。《孟茜碧潭》记载王安石患有哮喘病,需要紫参来治疗,但没有。一个朋友送了他几两银子,但王安石拒绝了,说:“我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紫团。”然而,从苏轼“早晚”吃人参以满足“胃口”的欲望来看,普通党参在北宋仍是一种常见的东西。

人参的价格也很能说明问题。直到明朝嘉靖年间,人参仍然是一种非常便宜的商品,每斤人参只有1元5美分。

万历时期,参赛价格升至每公斤32银左右。根据《本草纲目》(写于一万年前),价格上涨的原因是上党人参产业的衰落,市场上只剩下辽东人参:

“上党,坚州今日也。人们把人参视为一种地方性的罪恶,不会再吃了。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廖申。”

崇祯到达时,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16两银子。

政府和商人一起大肆宣传。

人参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,成为一种神药,这发生在清朝。主要原因如下:

(一)人参被视为清代王琦的化身

人参的命名非常神秘。例如,在隋唐传奇小说《古今五行志》中有一个故事:“隋文帝时,上层有人住在住宅里,他每天晚上都听到人们的声音,他忍不住。当我去我家几英里的时候,我看到人参的枝叶异常。当我把它挖到地下五英尺时,我得到了人参,就像人体一样。当我的四肢准备好时,我的声音停止了。”

李时珍编纂了《本草纲目》,并把这个奇怪而神秘的说法作为人参功效的来源。他还在里面写道:“人参逐渐长成人,它的根像人,它有上帝,所以它被称为人参和神草”。③

就清代而言,人参自然被视为“王琦”的化身,因为人参产地东北是“龙兴之地”,这里充满了“王琦”。例如,甘龙时期的著名学者阮奎生认为:“辽阳以东,山上有各种各样的树。用钟覆盖地球大气层并不是偶然的,这显然将人参的生长与东北地区的地球大气层联系在一起。

照片:人参符合中国人的古老口味,以“形补形”

(2)清政府垄断人参贸易,抬高人参价格,强化人参民间迷信

商党参退市后,明朝从关外女真进口大量辽东人参作为替代品。

女真与明人参贸易数额巨大,是女真最重要的财政资源。例如,万历十一年七月至次年三月,海西女真与明朝在8个月内共进行了26次交易,卖出人参1733.75斤。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二年,明朝政府花了32000两银子买人参。为了减轻国库和人参价格的压力,明朝政府一度关闭边境贸易市场,导致建州女真积压10多万斤人参腐烂变质。④

在人参贸易的纠葛中,女真人逐渐积聚了反抗明朝的力量。

清朝入关后,皇室继续牢牢控制自己手中的人参贸易。清朝初年,皇室在东北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人参采集组织“盛达陆吾官署”。八旗王子也可以派人去指定的山上采集人参。私人收藏人参是严格禁止的,甚至有一个圣旨“逮捕人参收藏区的所有汉族人”

在甘龙时期,为了加强对人参贸易的控制,成立了一个“官方参与局”。规定所有入山采集人参的公民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证件。政府人参局收集的一些人参是上品,供宫廷使用,一些由内政部出售或处置,其余的卖给人参商人。

清朝的人参管理制度极其复杂。它的制度保证了东北人参贸易的利润,其中大部分落入皇帝的口袋,每年高达100万两银子。⑤

由于政府对人参贸易的垄断,人参价格飙升。例如,在江南地区,内政部指定江南三织(江宁织、杭州织、苏州织)和广东海关为人参特许经营商。这些政府经营的经销商不遗余力地抬高人参的价格。到了甘龙中部,人参的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600~800两银子。嘉庆年间,甚至突破到每公斤2000两银子。

人参价格的飙升补充了人参的神化。生活在甘龙时期的医生徐灵泰写了一篇关于人参的文章。当他提到这一点时,人们有一种“因人参价格高而迷信其疗效”的心态:

“丈夫治愈者都是以防疾病,而病家的死不带遗憾,还有什么?为了掩饰傻瓜的心,价格是最好的药,价格是最差的药。”

患者认为,当人参价格如此之高时,人参自然是最好的药物。医生也愿意利用病人的心理,经常给他们开人参处方——如果服用人参后病情没有好转,病人不会责怪医生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人参治不了这种病,那一定是真的治不了了。⑥

照片:从甘龙到道光(从姜竹山的人参帝国)的人参价格

(3)皇室服用了大量的人参,对人们有示范作用。

清朝宫廷保留了大量的高级人参,因为皇室消耗了大量的人参。

据清宫档案《人参底书》,甘龙皇帝生命的最后两年,“共359次,四等人参3729钱”。他还写了一首关于人参的诗,说人参“有五叶,三丫,云吉祥支撑,玉茎,朱轼,干露和蒲”地球的精神创造财富和邪恶的行为,并为医学经典做出巨大贡献。龙巢的妃子和公主也拿人参。

慈禧太后也经常吃人参。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到次年九月,花了300多天的时间“分享2斤1两人参”⑦

清朝皇帝经常用人参来奖励大臣。如果大学生纪增云要求回国养病,甘龙皇帝下令给人参10公斤。大学生傅恒在金川带兵,对形势不满意。甘龙皇帝给了人参3公斤。清朝的诸侯,如暹罗国王和安南国王,也得到人参的特殊奖励。⑧

随着皇室的带头示范,民间对人参“神奇功效”的迷信已经失控,“如果不参加治疗,就必须穿戴整齐”的困扰也随之消失。

照片:大会堂吉林厅展示的“人参之王”重285克。

(四)江南“文埠”文化迎合人参迷信

自甘龙时期以来,一种奇怪的滋补文化在长江以南发展起来。正如当时的徐大椿医生所说:

“今天,古代圣人的方法被认为是卑鄙和不充分的,疾病的名称无法指出。然而,它被概括为阳虚、阴虚、肝气和肾虚。它是专门用来取暖和补充,以便外部的邪恶进入内部,并驯服到无法挽救。”

徐大椿的批评是正确的——当然,他所说的“邪恶从外部进入内部”也是神秘的。当时,许多江南医生更喜欢开补药。在各种补药中,最受欢迎的是人参。

医学领域的这种氛围实际上迎合了人们的人参迷信。既然“杜门的所有贵族都喜欢人参,即使他们极其贫穷也尽最大努力购买人参服用”——无论贫富,他们相信人参温补剂可以治疗慢性病,那么作为医生,最安全、最有利可图的方法无疑是开更多的人参。

在这种温补的氛围下,清代也出现了一批“购参指南”。陈毅的《人参谱》、唐秉钧的《人体参考》和郑昂的《人参插图》等介绍人参的种类、产地、气味和功效,并教会人们如何辨别人参的真伪的作品,都是当时养生的畅销书。在这些畅销书的运作下,人参出现了数百个名字,如“顶级烹饪”、“顶级统一”、“小条”、“粗糙统一”、“胡须条”和“泡泡条”,以适应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水平的买家。⑨

清朝至今对人参神化的影响。目前,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人参是所有疾病的滋补品。事实上,科学试验已经证实,被认为具有最强药效的人参根具有与胡萝卜相似的主要成分。人参根中的其他成分在提取后仅显示非常低的药用性能。早在1937年,“人参”(包括人参和西洋参)就被从美国国家药典中删除,认为它们的医疗保健价值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中。⑩

照片:清代人参的部分分类(摘自姜竹山的《人参帝国》)

笔记

(1)林中帆:《人参史料考证》,《中国农业史》,1985年第4期。

(2)孙蔡文,王艳娟主编《中国人参文化》,新华出版社,1994年,第199-220页。

(3)王铁生主编:《中国人参》,辽宁科技出版社,2001年,第36页。

(4) ⑥ ⑧ ⑨蒋竹山:《人参帝国:清代人参的生产、消费和医疗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5年。

(5)赵云南、曲锋:《清代东北人参销售管理初探》,《紫禁城杂志》第7期,紫禁城出版社,2011年。

⑦陈可冀:“清代人参在朝廷的广泛应用”。“中国医学论坛”1986年第1期

⑩方周子:“人类参与西洋参:历史与现实、神话与事实”,《科学世界》,2003年第2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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